有意思的是，直到鲁道夫重回阿尔萨斯探望朋友时，他的疼痛和虚弱才消退。1982那年，鲁道夫在经历了失业与不称心的工作长期轮流交替之后，最后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一个大型研究基金会的工资部门的低层职员。这工作的收入不高，他也并不喜欢，但他注意到，至少环境与学术界很相似。而且，这使他有能力自己租房住。这工作开始不久，他的症状又短暂复发过一次。当时他被分派到他现在的上司手下，而他与这位年轻的上司的关系极度紧张。“虽然我的工作情况令人相当不满，但这次的疼痛倒不似上次常有的那么可怕。”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办公室出现了令人困顿消沉的氛围：“他要开除我。”
在所有隐藏的对他自尊心的伤害，以及职业前途的不确定中，鲁道夫最主要的困扰来自“对艾滋病越来越多的恐慌”。他是个同性恋者，在法国和美国过着性***生活，觉得自己注定会染上艾滋病。他承认同性恋行为是“我不能接受的”，因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缺乏学术能力——特别是没能完成博士学位——以及对低身份工作的自我嫌弃。恐慌的感觉已经消失了，但鲁道夫仍然会梦见自己得了艾滋病，随后“进一步堕落到生存的最底层，死得像只困兽”。
当我在工作上遭受更大的压力时，或者担心艾滋病这档子事时，疼痛会明显恶化。但是，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也会加剧疼痛。当我想起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没能完成博士学位、只能做低档次工作，以及缺乏人际关系就自轻自贱时，疼痛也会加重。然而，疼痛是我可以忍受的，我生活中的那些事才真正是更要命的问题。我记得，从小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周围的人总说我有天分，但我从未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疼痛只是另一种败迹，是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你必须掩饰它，因为它损害你想要呈现的形象。
疼痛并不是每天都发作。当它在中午前后发作时，就比较严重。这是一种“拉抽或伸展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断裂。疼痛严重时，我好像看见肠子隆起呈管状，正在痉挛抽搐，有时像处于白热状态”。鲁道夫在疼痛评估询问表上，圈出以下形容词描绘他的疼痛：“颤动、胀痛的、绞痛的、扳紧的、灼热的、沉重的、敏感的、撕裂的、可怕的、烦扰的、厌恶的。”他的治疗是服止痛药。尽管鲁道夫说他的疼痛是“低度”的，他仍然几乎每星期去看医生。就诊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他的工作压力和其他生活中的问题。休息、离开工作，不想它会减缓疼痛。上班时疼痛加重，周末则大大减轻。在观察的三年里，鲁道夫的疼痛在一阵子中度恶化，一阵子减缓之间循环，几乎完全与工作、家庭和其他生活压力的恶化和减缓相一致。有一次，报上刊登了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文章，过于夸张地反映此流行病蔓延量之大、速度之快。那时，鲁道夫的疼痛严重加剧，不得不去急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