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实体也曾为一些重大的罪行或错误表示道歉。例如，1954年，国际奥委会专门发表声明，就当年在希特勒执政初期的柏林举办奥运会这一错误选择向公众道歉。教皇保罗二世在2000年千禧弥撒上，为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所犯下的种种不义请求宽恕。2008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在接见被天主教神父性虐待的美国受害者时，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后来，教皇书面道歉说：“对你们所经受的严重伤害，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你们的信任顷刻被摧毁，你们的尊严残酷被践踏……我在此郑重表达我们的羞愧和自责。那些罪行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审判。”
本文特别要提到的是，即使像日本这样不愿道歉的国家，也曾就其历史罪责作出过道歉。例如，2011年12月18日，日本向“二战”时的加拿大战俘表示深切的道歉。
为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叫好
回顾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的历史进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重要启示：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姿态，是一种国家道德与正义的情怀，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不在于是不是犯错误，而在于有了错误之后，是不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政府和人一样，要有品德素养，其中最重要的品德素养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救助弱者，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这就是责任。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错误，真诚道歉，积极赔偿受害者，这就是担当。国家是根本，政府只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经历多少年，也不管更替了多少任政府，政府都有对本国过去的错误向受害者道歉的义务。道德制高点的取得，并不能通过强权、通过话语霸权或政治谎言来获取，而是拥有政治权力者通过尊重弱者，尊重不同的族群，通过谦卑的心灵来达成。只有真相与和解，才能使一个民族重新拥有光明的未来。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和延伸。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既反映这个国家的道德境界，也体现这个国家的智慧。直面历史真相，是一种勇敢，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勇敢地说一句“对不起”。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它需要付出长期和艰辛的努力。要求美国国家就《排华法案》道歉的《请愿书》上，有165个华人团体联合签名。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大量的美国人不知道有《排华法案》这件事——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不知道。何谈道歉？美国华人团体孜孜不倦地开展游说工作，找数百个参议院、众议员一个个地分别宣讲这段历史，游说花了整整两年，中途时紧时松，但始终没停。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发声、不参与、不在乎，那么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美国的道歉并非出于内部强烈的道德自省，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原则，在对旧恶改正不彻底的情况下，视外部情况的压力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利益交换，在国人圣人化与国家帝国化之间做出平衡，助推了国力的强盛。尽管如此，美国的道歉，无论是否蒙受了实用主义的阴暗心理影响，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承认历史的错误，仅此就应该值得肯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向美国华人的国家道歉案，足可以看出其道歉之真诚。这项议案是由首位华裔国会女众议员赵美心牵头向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正是由于一代代华人政治精英的崛起和努力，最终推动了美国上层对《排华法案》的反思。抵制《排华法案》，不靠神仙皇帝，靠的是华人自身的力量。美国向《排华法案》道歉不是良心发现的结果，也不是恩赐的礼物，是华人发声、抗争的努力成果。
